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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歌将我一分为二

时间:2018-09-01 05:41 点击:
郭金牛 郭金牛,湖北浠水人,现居深圳龙华,诗作曾被翻译成德语、英语、荷兰、捷克、俄罗斯等多种语言。诗集《纸上还乡》曾获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及参加第44届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、捷克国际书展、德国奥古斯堡市和平节、上海国际书展。著有诗集《纸

诗歌将我一分为二

郭金牛

郭金牛,湖北浠水人,现居深圳龙华,诗作曾被翻译成德语、英语、荷兰、捷克、俄罗斯等多种语言。诗集《纸上还乡》曾获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及参加第44届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、捷克国际书展、德国奥古斯堡市和平节、上海国际书展。著有诗集《纸上还乡》(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),英译合集《庞大的单数》(英国Shearsman Books出版社出版)。

诗歌总是将我一分为二,一个我拥有善和良知,另一个我塞满欲望和卑污。诗歌之于我个人,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,它就像日常的盐,一点一点地渗进我的身体和生活,使我具有两种活法和两种世界,我的世界因此变得更为阔大和自由。

写诗,是我的一个爱好,或兴趣、或自娱、或抒情、或咏志、或以文会友,多年以后,我才知道我自己对诗歌这种“识别”还比较初浅。是的,诗歌不仅仅是这些,诗人是一个“神职”,好的诗歌是与神说话,带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走进寺庙或教堂,充满光的照亮和神性。

一部分文学作品在“岁月静好、现世安稳”这八个字的笼罩下,诞生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;另一部分作品则对生命和人性的深度挖掘和对现世的真诚和悲悯,挖到生活的深处,摸到生命的痛处,具有现实批判主义的能量。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:一个汉语作者或者作家的作品好坏,是否取决于他的作品保持对汉语的忠诚度?是否取决于他能找到生命、人性被损坏并且被埋入时间的那一部分?

当代中国现实是3亿多农民工流动,这种巨大的流动就是一个“漂泊场”,它富有诗意,时时凝聚在这些词语上,例如,“打工”“漂泊”“乡愁”,这个时候,如果将这些词简单理解为一个“词”是不恰当的,它是一个时代,一部浓缩的历史。在深圳,我漂泊了将近二十年,从事过建筑工、搬运工,摆过地摊,当过工厂普工,干过仓管等工作。一直以来,我对深圳的感受停留在“他乡”“工业”“乡愁”与“疾病隐喻”这些词语之上,现在,我又扒在深圳的金融、科技、城市建设迅猛的车轮上,来不及思想。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,我想要是温暖。深圳给予了我温暖,也给了我伤感。

其实,无论在什么样的城市,都会有温暖在传递。我初来深圳时,结交到了一个作家朋友郭海鸿,他来自梅州。当时,郭海鸿在石岩镇文化站打工,负责群众文化,在站长谢伟强的支持下,石岩文化站的墙壁上开辟了文化墙报《打工屯》,每月一期,刊载着打工者写的诗歌散文等作品,并有稿费发放。后来,《南德意志报》记者凯·施特里特玛特与《时代周报》安可馨采访我时,我曾谈到这个“文化事件”,他们非常惊讶。

在石岩镇老街郭海鸿的小木屋,曾结识过很多过往文朋诗友,比如来自广西诗人安石榴,来自湘西作家曾五定,比如朋友赖世业、周忆、刘威、楚云……我的诗,大都来自我在外省二十年生活,我所经历过的每一条街道,每一家工厂,或一砖一瓦一砂石,都留下了我的汗水、泪滴。深圳这座城市留下我的体温和气息,包括青葱岁月,野草一样的年华。我从年少开始就有“诗人”这么一个虚幻身份,从老家来异乡,在多个城市漂泊,这正是一个少年“诗人式”的浪子情怀,它隐在我的天性之内,在我写诗的时候,这个身份就显露出来了,在我不写诗的时候,诗人这个身份随之隐匿了。无论乡间还是城市,无论熟知日常还是陌生的他乡,都充满了诗意,诗歌在现世中,从来就没有缺席。1996年底,我因失业落泊困顿辗转到东莞长安镇,我在《长安报》文学副刊——《海平面》找到一个叫做方舟的诗人,他对一个陌生的打工者进行慷慨帮助,我曾在一首诗中写了这件事。

迄今,我的诗歌多是书写小人物,试图打捞一个时代沉积的历史以及社会真实部分。对于我而言,诗歌能挖掘和呈现的,永远只是现实的一小部分,就像大海上移动的冰山,更大的一部分被隐于海水的下面:所现者,细小;所未现者,巨大。诗歌不会给生活带来一砖一瓦,一沙一石,一花一草,但是,她会给恶带来善,给罪带来救赎,给卑污带来良知……任何时候,诗歌因“无用”而打开更大的世界;因“拒绝有用”而充满了的力量。我一直相信:一个人,一座城市,一个民族,一个国家,会因为诗歌而获得新高度。这是我现在对诗歌尊敬的理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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