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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言志”:从另一视角看秦牧

时间:2018-12-22 02:27 点击:
絮语;散文;秦牧;杂文;自由

  历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各种版本,都把秦牧的散文与杨朔、刘白羽并举,作为共和国成立之后17年间的“三大家”。对他散文的评价,基本上从主流话语的价值对其进行评论和定位,自然也就成为较长时间的一个共识。毋庸讳言,在那个无法改变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间,颂歌与颂歌模式制约着散文作家的创作,作家们在一个共同的审美框架中进行歌咏和书写,这是任何人都无法规避的时代局限。自然,秦牧也不能例外。

  在历史局限面前,秦牧有着自己“言志”的艺术个性。对此,评论者和读者还没有发现与阐释。如果我们从“言志”的视角,重新认知其散文的价值,就会发现秦牧是一个别具意义的存在。他又明显地区别于杨朔与刘白羽。

  散文“言志”的本义,由“诗言志”而来,是抒发心之所向的情感和志向。五四新文学之后,则赋予散文以“自我表现”的特有含义,运用到学理上,“自我表现”是“五四”新文学打倒“文以载道”的同时,而建立、置换的散文美学之核心理念。可在散文的“颂歌”时代,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“载道”,消解了个人的“言志”,五四的“言志”传统以及30年代林语堂等人的“论语”派的 “闲适话语”。在“言志”被禁锢的年代,文学制度要求作家用大一统的思维表现为政治服务、为时代歌唱、为工农兵立传的“载道”;而敢于“言志”的,也就是秦牧的散文。他在《艺海拾贝·跋》里说过:“美学,也好像变成十分艰深的东西了。这使我不由得想起自然科学出版物中《趣味天文学》《趣味物理学》一类的书籍来……世上既有那种趣味的自然科学的著作,自然也应该有更多趣味的文艺理论……这本《艺海拾贝》,就是我一个小小的尝试。我寓理论于闲话趣谈之中。”那个时候,虽然不能用犯忌的“闲适”字眼进行表述,但秦牧将自己诉求“闲适话语”的审美趣味,婉转地以“闲话趣谈”来表明他的用心,充分显示他“言志”的特立独行。他当年的胆识及他创造的散文美学价值,是当代文学史应该给他写下的光彩的一笔。

  《艺海拾贝》这部关于文艺理论的随笔,之所以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出版,在他个人出版史上创下印刷发行逾百万的纪录,是因为读者的欢迎,充分表明“言志”是广大读者喜欢的趣味。不仅一本《艺海拾贝》,《贝壳集》《星下集》《花城》《潮汐和船》等散文集,都是他在颂歌时代以“言志”理念进行书写的作品。它们同样被读者所欣赏,而且认同他“言志”的文学魅力。既往肯定的所谓知识性与趣味性,其实是秦牧散文“言志”理念的演绎。他谈古论今、海阔天空地说历史、说人物、说故事、说花草、说名胜、说奇闻趣事,看上去是传播知识,究其实,这些不过是他散文依凭的题材而已。真正的魅力,是作家的“言志”,即通过有趣味的知识传播,来阐释散文中与众不同的个人思考。一般散文作家都应时代的要求,进行一统的思维,故而他们在散文中普遍欠缺的是批判精神。而秦牧的可贵在于,他不仅在散文中表现着歌颂性的“载道”主题,而且还表现着某种程度的、尚能存在的批判精神。《不老》《复杂》《土地》等作品,是杂文式的“言志”,分别批判着享乐主义、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、封建专制的特权、剥削阶级占有土地的罪恶等思想。用他自己的话说:“要不断鞭挞资产阶级的腐朽事物,批判剥削阶级思想,为消除旧社会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污秽而斗争。”(《长河浪花集》序)虽然是有限制的批判,但秦牧的批判精神在当时却显得有超常的难能。新时期之后,秦牧将他的批判精神发挥到解放思想、正本清源的新的高度。《鬣狗的风格》,刻画鬣狗猥琐难看的模样,狡黠懒馋的行藏以及看风使舵的风格,以此为 “四人帮”一伙及其“震派”“风派”人物的写照传神。《犬的飞升和马的枪决》,讽喻封建专制的“福荫”和“株连”,甚至对某个大队送给王光美同志的一匹骏马,因批判刘少奇同志的需要而“执行死刑”。诸如此类的作品中,新时期以降的秦牧将他的散文当做匕首和投枪,对“四人帮”及其极左的思想行为、对既往“左”的方针路线政策,进行了“载道”思维的严厉批判。

  长期以来,文学史家与理论家把“载道”与“言志”人为地割裂起来。这是五四文学革命彻底打倒与批判“文以载道”而遗留下来的一个错误。彻底批判“载道”是一个错误,将“载道”与“言志”人为的对立起来,又是关联的另一个错误。新文学之后,对“言志”与“载道”之间关系的解释,基本上存在着两种说法。一种是周作人的“敌对说”。他说:“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的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”(《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·导言》),他认为“载道”是偏于政治的,而“言志”是“浸在自己性情里”的说理抒情,两者是不相容的。二是朱自清的“矛盾说”。他在论述新文学时说:“一方面攻击‘文以载道’,一方面自己也在载另一种道(笔者按:意指自我言志),这正是相反相成,所谓矛盾的发展”(《论严肃》)。两说意思基本相同,都强调两者的互悖。因周作人与朱自清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与地位,学术界也就在学理上将他们的观点作为正确的学理而延续至今。秦牧的散文一方面恪守传统的“文以载道”,立意在“道”、阐释主流话语的微言大义;另一方面又自由自在地书写自我的感触、感悟和感情。他在创作实践中间,将“载道”与“言志”两者整合并整一起来,从而形成了自己践行的“闲话趣谈”、寓教于乐的理念;并对互悖的理念进行反正,反复说明“言志”与“载道”的整一,是可以也是应该整一,这是符合科学的学理认知。新时期之后,在《长河浪花集》《长街灯语》《花蜜与蜂刺》《晴窗晨笔》《北京漫笔》《秋林红果》《和年轻人聊天》等10多部散文集中,他更加自觉地将“小我”的“言志”,与肩负时代、民族和祖国道义之“大我”的“载道”,浑成为一;通过“言志”的方式,对充满文化悖论的方方面面的问题,言说他自我感悟的分辨、细析与针砭,反复自证“载道”即“言志”的个人信念。

  秦牧在“言志”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经验。

  首先,秦牧独创了“杂文—小品”的散文文体。一般来说,偏重“言志”的散文,绝大多数采用小品文的体式,即叙事性、抒情性的散文体式。而秦牧多数采用的是杂文与杂感的文体形式,来进行他的“言志”书写。秦牧走上文坛,是以其由前辈作家叶圣陶亲自审处、于1947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第一本杂文集《秦牧杂文》开始。以司马文森的话说,他是“以打手的姿态”进入文坛的。如果以其《社稷坛抒情》《花城》等作品,认定他是纯文学意义上的散文家,那是不太确切的。实际上,他是一位杂文大家。1981年,我写了一篇评论秦牧散文的论文《论秦牧散文的艺术个性及其风格》(刊《花城》1982年第1期),发表前曾寄给他看,他在7月2日的回信中说:“关于……杂文在散文中的比重,议论中的抒情韵味,放纵与控制等方面,我以为见解是贴切的。”他自己也很坦白地承认他是以创作杂文为主业的。以杂文文体进行个人的“言志”,而不是一般作家所采用的小品文,这是秦牧的个人作派。于是,杂文在他的议论里兼有了小品的“抒情韵味”;也可以说,在秦牧的笔下,通过“言志”将杂文融入了小品的品格。因此,秦牧的散文体式是很特殊的,他将杂文精致化,演绎为精致的“美文”,这是他对散文文体创造的一个积极贡献。(比较说,鲁迅写了大量的杂文,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艺术性的美文;同样秦牧也写了大量杂文,可其中绝大多数是艺术性的美文。)当代文学史上有“南秦北杨”之说,杨朔是借鉴古典诗章,将散文进行诗化,创造了“杨朔诗体散文”;秦牧是借鉴鲁迅开创的现代杂文,进行化雅为俗的处理,融叙述、议论、抒情于一炉,很“文学”地创造了杂文即小品的“秦牧体”的诗性散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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